周恩來

? ?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 ，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勛、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貫勤奮工作，嚴于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人物生平

周恩來，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離開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實際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并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成發動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后，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戰爭時期，他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并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并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任政府總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長；當選為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四屆主席。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1949～1952年他成功地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他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他提出建設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化目標，組織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推動了國家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1961～1965年為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失誤，扭轉經濟困難局面，他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特別關注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并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績。

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協助毛澤東指揮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并擔負了后勤保障的組織工作，領導了中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1954年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協議，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使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積極貫徹。他先后訪問過亞洲、非洲、歐洲幾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為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1]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維持國民經濟建設；為保護大批領導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復和落實黨和國家的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挫敗林彪、江青集團種種分裂和奪權陰謀活動中，起到了控制和穩定局勢的重要作用。他為開拓外交新局面，實現中美緩和、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貢獻。

1972年他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重新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鼓舞了人民戰勝困難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極廣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貫勤奮工作，嚴于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1976年4月清明節前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干部甚至士兵和農民，為了紀念他，也為反對當時還當權的“四人幫”，舉行自發的集會，被稱為“天安門事件”，并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

主要貢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我們黨探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創建人民軍隊、創建革命統一戰線、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1924年，他回國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是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斗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同志作為黨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領導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在極其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來同志積極開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指導和支持各地工農武裝割據斗爭，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周恩來同志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后，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并取得勝利。在遵義會議上，他堅定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為中國革命實現歷史性轉折，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同志根據黨中央的方針，親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動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團結御侮的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同志代表我們黨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工作，廣泛團結和爭取各界愛國人士，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勇有謀的斗爭。抗日戰爭勝利后，周恩來同志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隨后率領我們黨代表團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談判斗爭。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同志協助毛澤東同志部署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并推動國統區形成第二條戰線。周恩來同志代表我們黨同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為新中國的籌建作出卓越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同志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貢獻。周恩來同志擔任政府總理長達26年，既是國家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它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和管理者。周恩來同志提出：“國家面貌的改變要從經濟面貌的改變做起。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永遠站立起來。”“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來同志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分清輕重緩急，做到統籌全局、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社會主義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必須全面發展。周恩來同志提出科學是關系經濟、國防和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他高度重視國防現代化建設，強調“我們要搞尖端國防。尖端和國防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親自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周恩來同志高度重視對外經濟交往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周恩來同志作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主席，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同志念念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周恩來同志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領導了黨和國家外事工作。他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我國外交政策的基石。他推動我國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周恩來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和國際友好人士普遍尊敬，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國際聲譽。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復雜的特殊環境中，周恩來同志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負重，苦撐危局，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運轉，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周恩來同志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頓，這不僅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的政局，而且為后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準備了條件；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同志從1927年起就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和人民事業取得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巨大心血。周恩來同志注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善于總結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善于發現和總結人民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進行實事求是的理論思考和深刻闡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外交、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啟迪。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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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

3月5日，生于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

1910年

春，到奉天省銀州（今遼寧省鐵嶺縣），入銀崗書院讀書。秋，到奉天府（今沈陽市）入奉天第六兩等小學堂（后改名東關模范學校）學習。

1913年

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開學校。

1917年

6月，南開學校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在日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1919年

4月，離日本回國。參加五四運動，是天津學生界主要領導人之一。9月，參與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入南開學校大學部（后改為南開大學）學習。

1920年

1月，在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中被捕。在獄中宣講馬克思主義。7月出獄。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

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八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

1922年

6月，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負責宣傳工作。

1923年

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其“旅歐之部”，任書記。11月，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當選為執行部總務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調回國，9月抵廣州。10月，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11月，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2月，在中共廣東區委內改任常委兼軍事部長，參與領導黃埔軍校校軍進行第一次東征。8月8日，和鄧穎超結婚。9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東征軍總政治部總主任，少將軍銜。10月，參與領導第二次東征。11月，被任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

1926年

2月，任第一軍副黨代表。3月，“中山艦事件”后，和毛澤東等主張反擊蔣介石，未被采納。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任總指揮。“四一二”事變后，主張“迅速出師，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5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12日，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8月1 日，作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南昌起義。

1928年

夏，籌備并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報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任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11月回到上海。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起草中央8月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口授并審定中央9月給紅四軍的指示信，闡明紅軍的任務、前途、戰略、發展方向等，指出毛澤東仍應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1930年

3月，離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1年

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12月，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

10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3年

春，和朱德領導紅軍戰勝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4年

2月，當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0月，參加長征。12月，在貴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采納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紅軍西渡烏江北上。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議委托周恩來為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兩河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代表中央提出紅軍應北上川陜甘創建根據地，得到會議一致通過。此后經過與張國燾的斗爭，和毛澤東等率紅一方面軍主力于10月到達陜北蘇區。

1936年

4月9日夜，和張學良會談，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識。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1937年

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西安、杭州、廬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開展華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對日作戰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為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成員。

1938年

參與領導長江局所屬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推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建和發展。3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9月，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2月到重慶。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書記，領導南方各省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推動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2月，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確定新四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方針、任務等。3月，回祖籍紹興，并指導浙江等省中共地下黨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墜馬右臂骨折。8月，赴蘇聯就醫。

1940年

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慶繼續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

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封鎖消息，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書寫題詞和詩：“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并在中共南方局內部署應變措施。

1942年

組織中共南方局干部參加整風學習。

1943年

為配合整風教育，多次召開中共南方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館黨員干部會議，講述中共黨史。7月，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籌備工作。

1944年

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主席團成員。10月，在延安各界舉行的雙十節慶祝會上發表《如何解決》的演說，指出挽救當前國內危機的唯一正確方案是召開緊急國是會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11月，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

1月，再到重慶談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仍任中央軍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澤東、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赴重慶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 10月10日，和王若飛代表中國共產黨在《會談紀要》上簽字。

1946年

1月上旬，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同馬歇爾、張群組成的三人委員會，通過談判，達成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3日，率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至南京。隨后與軍事三人小組其他兩方人員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國民黨軍隊向中原解放區進攻，并同中原部隊領導人研究、部署了突圍方案。這期間，周恩來極力防止內戰，爭取實現國內和平，但國民黨軍隊終于在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長。

1947年

3月18日，和毛澤東等撤離延安，之后轉戰陜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人民解放戰爭，同時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二條戰線斗爭。8月，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

1948年

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今屬平山縣），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1949年

3月25日，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談判，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接受。21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6月，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上當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組長。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作《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0月，當選為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2月，指出中國經濟建設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領導。

1950年

1至2月，和毛澤東在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準備越過“三八線”。30日，周恩來指出“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軍越過“三八線”向朝中邊境進犯。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組織和領導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

2月，周恩來、陳云等六人領導小組成立，組織領導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編制工作。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開始，直接領導中國方面的談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轉業委員會主任。

1952年

4月，作《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的報告，指出我國堅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擬出《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提出“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方面”。

1953年

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選舉法起草委員會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

2月，主持研究國家體委工作，提出要為保衛祖國、建設社會主義鍛煉身體。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6月下旬，訪問印度、緬甸，與兩國總理分別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處理國家關系的指導原則。7月，日內瓦會議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回國途中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蘇聯、蒙古。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我國“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在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仍兼外交部部長。12月，當選為第二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5年

3月，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設法減輕西藏人民的負擔，由國家給以財政補助。4月，率中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會上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促進了會議的成功。會后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6月，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講話。

1956年

1月，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后，主持制訂十二年科技規劃。5月，談文藝要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11至12月，訪問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爾、錫蘭（今斯里蘭卡）。8月，在青島出席民族工作座談會，系統闡述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工作的理論和政策。12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上海陸海空軍軍官大會上作《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的報告。

1958年

2月，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宣布中國人民志愿軍全部撤出朝鮮。6月，批準創辦中國科技大學。

1959年

1至2月間，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

1960年

4月，訪問緬甸、印度、尼泊爾。5月，訪問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見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等，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8至 9月間，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在翌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10月1日，和緬甸總理吳努簽訂中緬邊界條約。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鄲地區農村調查研究。10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指出：“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3月，在全國科學工作會議、戲劇創作會議上作《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并在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肯定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4月，在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致閉幕詞，著重講我國國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提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領導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2月，訪問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闡明中國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點立場，隨后訪問了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

1964年

1至2月，訪問阿爾巴尼亞、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提出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10月，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建議。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宣布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我國將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提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分兩步走和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1965年

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全國委員會主席。3至4月，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亞。6月，訪問巴基斯坦、坦桑尼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今埃及）。7月，到新疆視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臺地震災區視察、慰問。6月，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5月后，進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文化大革命”中，為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繼續進行，為盡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講話。2月，主持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會上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批評。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動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門外成立“揪劉（劉少奇）火線”，圍困中南海。“揪劉”活動持續近一個月，周恩來多次批評“造反派”，并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們的罪惡企圖未能得逞。

1968年

極力維護工農業生產，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進聯合。12月4日，向新華社指示：對外宣傳中極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9月，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舉行中蘇邊界談判、防止武裝沖突等達成諒解。

1970年

4月，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6月，批示：“防保守，排極左，仍是當前主要任務。”

1971年

3月，訪問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極左思潮”。7月，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會談。9月13日起，連續三天三夜處理林彪叛國事件，使國家轉危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10月，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得到恢復。

1972年

2月，同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5月，發現癌癥。7月，提出要加強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9月，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國民經濟逐步回升，是“一五”計劃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醫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會。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國慶招待會。

1975年

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提出向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前進。在會上繼續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9月7日，在醫院最后一次會見外賓。12月20日，最后一次約中央部門負責人談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

人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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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人物評價

周恩來同志是不忘初心、堅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來同志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還說過：“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周恩來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論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殘酷，對敵斗爭多么激烈，政治局勢多么復雜，黨和國家事業面臨的挑戰多么嚴峻，擔負的責任多么艱巨，個人的處境多么困難，他都始終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時說的那樣：“我做工作，從來沒有灰心過。”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復興中華民族的偉業始終充滿必勝信心。在他心中，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共產主義的信仰堅如磐石。

周恩來同志是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從不計較個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時候都能夠正確處理個人和組織的關系，始終對黨絕對忠誠，把維護和鞏固黨內團結、維護和鞏固黨的政治大局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絕對領導。為警惕和“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做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周恩來同志在戰爭年代擔任紅軍主要領導時強調，“黨的領導作用要絕對的提高。紅軍中只能有黨的領導，黨要運用集中指導的原則來建立權威”。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負責政府工作時，周恩來同志提出必須加強“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向黨中央的請示報告制度”。周恩來同志總是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維護毛澤東同志的領袖地位，堅決反對和抵制不利于黨的團結和損害黨中央權威的言論和行動。周恩來同志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在任何條件下都首先要過好政治關。

周恩來同志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來同志說過一句很形象的話：“下山不忘山，進城不忘鄉”，“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來同志說的這個本就是人民群眾。他說：“我們是從人民中來的，我們過去的勝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脫離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周恩來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總服務員”，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對人民群眾保持高度熱愛，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只要是關系群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共憂樂、共奮進。周恩來同志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經常深入群眾、深入一線調查研究，他說：“調查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能亂搞。”“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來同志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全黨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光輝榜樣。“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是自我革命、永遠奮斗的杰出楷模。周恩來同志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但始終虛懷若谷、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周恩來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他常說：“每個黨員從加入共產黨起，就應該有這么一個認識：準備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以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產黨員。”“領導威信不是從掩飾錯誤中而是從改正錯誤中提高起來的；不是從自吹自擂中而是從埋頭苦干中培養起來的。”面對不同的時代任務和時代要求，周恩來同志總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戰，參與領導和推動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使自己始終同黨和人民事業一道前進。周恩來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這些自我革命、永遠奮斗的誓言。

周恩來同志是勇于擔當、鞠躬盡瘁的杰出楷模。周恩來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擔，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他說：“為著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新中國成立后，他平時每天工作都在12個小時以上，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辛苦，夜以繼日，有時一天只能休息兩三個小時，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來同志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他數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時期，還抱病操勞國事，心憂百姓。他說，死我并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里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周恩來同志是嚴于律己、清正廉潔的杰出楷模。“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的人。周恩來同志畢生嚴于律己、艱苦樸素，只求奉獻、不思回報。他告誡領導干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周恩來同志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紅軍到達兩河口地區，黨組織進行改選，警衛員魏國祿當選周恩來同志所在黨小組的組長。有一次，周恩來同志問魏國祿為什么很長時間不開黨小組會議，魏國祿回答說，黨小組會議開過了，看到首長忙，就沒有通知。周恩來同志用平常少見的嚴肅態度批評說，那怎么能行？我是黨員，應當過組織生活。在我們黨內，每個人都是普通黨員，誰都要過組織生活，這是個黨性問題。1958年1月，周恩來同志到杭州視察，隨身帶著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單、被子。被子是解放戰爭時期在梅園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經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間已經破損，周恩來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兩端重新縫上繼續用。浙江省警衛處的同志實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開會的機會從后勤部門領了一條新枕巾給換上了。周恩來同志開會回來后發現換了新枕巾，就對浙江省警衛處的同志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要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丟了這個光榮傳統。周恩來同志坦率地說，六七億人口的中國就一個總理，再窮也不缺那幾身新衣服，但問題不是缺不缺衣服，我這樣做不光是一個人的事，而且是提倡節儉、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艱苦奮斗的共產黨人本色。上世紀50年代，為了響應黨的號召，周恩來同志帶頭把在淮安老家幾代親人的墳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來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來同志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周恩來同志諄諄教導晚輩，要否定封建的親屬關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關系自奮起，做人生之路的開拓者。他特別叮囑晚輩，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同他的關系，都不許扛總理親屬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謀私利。周恩來同志身后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連自己的骨灰也不讓保留，撒進祖國的江海大地。“大賢秉高鑒，公燭無私光。”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天下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中國共產黨人優秀品德的集中寫照，永遠為后世景仰。

人物紀念

周恩來紀念館位于淮安市淮安區的桃花垠，于1992年1月8日對外開放。

紀念館館區由紀念島、寬闊的水面和湖四周環形綠地組成，總面積有四十萬平方米，其中百分之七十為水面。紀念島上的主館和附館，是由東南大學齊康教授負責設計。主館高26米，與南京中山陵、雨花臺烈士紀念館為同一等級高度。主館呈四方形，內八角。四方八面體寓意著周恩來的精神普照著中華民族。四根花崗巖石柱支撐著四坡屋頂，使人聯想起江淮平原上提水灌田的牛車棚，寓含著周恩來為人民服務的孺子牛精神。四根花崗巖石柱寓含著周恩來生前曾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64年和1975年四次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設想。主館坐落在綠色草坪的基臺上，象征著周總理是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他將永遠扎根在祖國的土地上。

主館分三層。沿南邊51級臺階就來到了主館第二層的瞻仰大廳。51級臺階寓意：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周恩來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時年正好是51歲。瞻仰大廳內設周總理全身漢白玉坐像一尊，連基座高4.7米。瞻仰大廳的藍色天棚可以讓陽光直接射到四米多高的漢白玉座像上，寓意著周恩來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偉人。主館底層原為陳列廳，2008年改造成了影視大廳，放映周恩來生平業績的影視片。主館第三層為觀景臺，遠眺可望古城和館區風景。如果向北鳥瞰，則可見牌樓式的景門和人字形附館合起來，正好是“八一”的圖型，寓意周恩來領導八一南昌起義。附館建筑呈人字型，面對主館呈拱衛之勢，體現了周恩來是人民的好總理，他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2008年新建的周恩來生平業績陳列館就在這里。陳列館陳列面積2500平方米，分為四個部分：立志求索——為了中華之崛起，艱辛奮斗——為了新中國的誕生，鞠躬盡瘁——為了祖國的昌盛，風范長存——為了永遠的懷念。

瞻臺位于主館南面，與主館隔湖相望，是由廊亭和東、西兩側各一座高達16米的劍碑組成。劍碑由四根柱子組成棱形劍頭，看似無形勝有形。

附館向北便是周恩來銅像廣場，廣場上的周恩來銅像高度為7.8米，寓意周恩來走過的78個光輝的人生春秋。基座上“周恩來同志”五個金字是由江澤民同志于1997年題寫。銅像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李守仁教授設計，由南京晨光機械廠鑄造，重量兩噸多。其姿勢取材于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來與工人、農民親切交談時的習慣動作：雙手叉腰，面帶微笑，顯現出周恩來平易近人的風范。

銅像廣場位于文渠南岸，文渠是貫穿淮安城的一條古老的小河，它溝通城內的勺湖、蕭湖、月湖三湖，流經周恩來故居門前。周恩來童年常在這條河里劃船，到城北河下古鎮去訪古問今。1960年，周恩來在接見淮安縣委領導劉秉衡時說：“文渠沒有堵塞吧？小時候我和小伙伴們常常在那里劃船打水仗……”

仿中南海西花廳是經中共中央批準，江蘇省委省政府向周恩來百年誕辰的獻禮工程，占地面積1萬千平方米，建筑面積6200平方米，1998年3月5日對外開放。它與瞻臺、主館、周恩來的銅像位于同一軸線上，建筑面積有六千多平方米。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原是晚清攝政王載灃的王府，在袁世凱北洋政府時期，成了國務院；到了國民黨時期，又成了北平特別市市政府。周恩來是1949年11月住進去西花廳的，直到1974年6月病重離開，住進三零五醫院。

仿西花廳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為晚清風格的北方四合院，按照北京中南海西花廳格局，以一比一比列設計和建造，再現周恩來生前工作、休息和會見國賓的場景，陳列周恩來生前的遺物。前客廳是周恩來當年會見外賓、舉行重要國事活動的主要場所。院內由西向東依次是周恩來的活動室、辦公室、總理衛士值班室、后客廳、鄧穎超臥室、鄧穎超辦公室和周恩來臥室。東西兩側廂房分別為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周恩來親屬和烈士子女的用房。下層為紀念館文物庫房和辦公用房。

在仿中南海西花廳西側，是2008年建成的西花苑碑園。西花苑碑園占地面積26畝，基本按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前面兩進園子布局設計，曾是攝政王府的西花園，有亭臺、水榭、盟鷗館等。碑園陳列了周恩來總理的手跡石刻10處、書法家等各界人士書法作品碑刻100塊，暗寓碑園是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興建的。鐫刻總理手跡的景觀石選用了產于安徽廣德的花崗巖水沖石，最重的一塊重26噸，位于碑園入口處，上面鐫刻著周恩來的手跡“為人民服務”。

海棠林位于銅像廣場西側。海棠林里100株海棠是1998年周恩來百年誕辰之際，來館參加演出的中央電視臺“心連心”藝術團百名國內著名演員集體栽植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園內也栽種很多海棠。1997年，鄧穎超的遺作《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公布。這篇文章是鄧穎超1988年創作的，表達了鄧穎超對周恩來的思念：“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緬懷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們中間。你離開了這個院落，離開它們，離開我們，你不會再來。你到哪里去了啊？”

2016年新建的情歸廳也位于銅像廣場西側，文渠北岸。這里收藏了1976年“十里長街送總理”的靈車，并設有《情歸大地》專題展。仿日本京都嵐山詩碑位于銅像廣場東側。石碑上刻有1919年4月5日周恩來游覽京都嵐山所作的幾首感懷詩中的一首，詩名叫《雨中嵐山》。這首詩第一次發表是在覺悟社1920年出版的《覺悟》第一期上。1979年4月，在嵐山龜山公園，日中友協等10個友好團體自發集資建造了嵐山詩碑。詩碑是一塊深褐色的鞍馬石，高1.3米、寬2.2米。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鄧穎超親自為詩碑揭幕。這座詩碑是世界上第一座周恩來詩碑。1995年4月，日本關西日中朋友會在周恩來紀念館仿建了這座詩碑。

櫻花路位于周恩來紀念館東湖東側，因路的兩旁栽植了千株日本櫻花而得名。這些櫻花是日本友人在1992年紀念館開館時栽植的。春天，櫻花流光溢彩，環湖邊碧綠的垂柳婆娑多姿，構成了一幅周恩來16歲時曾在詩中描繪的秀美畫卷——“櫻花紅陌上，柳葉綠池邊”。紀念館館區建筑為花崗巖貼面，地面由青灰水泥方磚鋪蓋，全部采用青、白兩種顏色，象征周恩來一生兩袖清風、清清白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