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國際共產主義的杰出活動家。周恩來的老師。在他主持共產國際的8年中(1935年-1943年)，幫助和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指定了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導人。1949年，他建立巴爾干聯邦的思想還沒實現，就突然死在蘇聯。

人物簡介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國際共產主義的杰出活動家。在他主持共產國際的8年中（1935年-1943年），幫助和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指定了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導人。1949年，他建立巴爾干聯邦的思想還沒實現，就突然死在蘇聯。

生平經歷

早年生涯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誕生在保加利亞拉多米爾縣科瓦切夫齊村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有八個兄弟姐妹，12歲就被迫離開學校到索非亞一家很小的印刷廠當學徒工。1902年他加入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次年該黨分裂，他參加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緊密派社會主義者）。

政治生涯

1909年當選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1913年，季米特洛夫被選為保加利亞國民議會議員。1919年5月，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緊密派社會主義者）改組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季米特洛夫繼續擔任黨的領導工作。1923年領導九月起義，失敗后流亡國外。

萊比錫審判

1933年2月27日，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發生。3月9日，納粹警察局以“參與縱火”的罪名逮捕了當時正在柏林的季米特洛夫。9月21日，德國在萊比錫開庭審訊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宣稱縱火案是納粹的策劃。最終，法院宣判季米特洛夫無罪釋放。

共產國際領袖

1934年2月27日到達蘇聯，受到斯大林接見，經斯大林提議，由季米特洛夫領導共產國際的工作，從1935年至1943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保加利亞領袖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亞君主制被推翻，保加利亞工人黨和祖國陣線成立了祖國陣線政府。1945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結束流亡返國。1946年9月，保加利亞舉行全民投票，廢除了君主制，建立共和政體，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共和國第一任總理。1948年12月，保加利亞工人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季米特洛夫當選為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

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因病醫治不愈，在莫斯科逝世，終年67歲。

聲援中國

說共產國際在1920年—1935年間未必刻意壓制過毛澤東，主要是就其主觀動機而言；至于客觀效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于共產國際當時過“左”的路線和政策，注重中國實際的毛澤東確實受到過那些代表著共產國際的、自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左”傾領導人的排擠和打擊。當毛澤東向斯大林發出抱怨時，這段經歷無疑在他的內心深處隱隱作痛。在斯大林逝世，蘇共二十大召開，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之后，毛澤東在一段時間里不止一次地提到這件事，說第三國際給我們帶來的最大損害，就是這段時間以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就是斯大林路線。為什么說王明路線就是斯大林路線呢?他解釋說，因為王明聽共產國際東方部的，而東方部聽斯大林的。

毛澤東的這個評價，似乎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歷史結論。周恩來為此還專門做過一個解釋，叫做兩頭好，也不是沒有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但不論如何看待毛的這個說法，顯而易見的是，他對于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后直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這段時間里，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的共產國際的工作，還是比較滿意的。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50年代，毛澤東公開稱贊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次之多。說他比較謹慎，是個好同志，幫了我們很大的忙，如此等等。對同一時期的斯大林的評價則截然兩樣。毛澤東甚至把第二次王明路線，即從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這段時間發生的右傾錯誤，也歸罪于斯大林。明明是共產國際派王明回國，但毛堅持說，是“斯大林派他回來”的，還說：“左也是斯大林，右也是斯大林”。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于他經常批評的那些在莫斯科管中國問題的外國人，也并非一概而論。誰對他和中國黨好，誰為他和中國黨辦了好事，毛心里是有桿秤的。

季米特洛夫全力組織對中國紅軍的援助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亞人，早年當過印刷工人，后來成為保加利亞共產黨乃至巴爾干共產黨聯盟的領導人。1933年1月，德國希特勒法西斯勢力上臺，制造所謂“國會縱火案”，季米特洛夫遭到逮捕并受審。這位身材高大，有著一雙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眼睛的共產黨人，通過無懈可擊的答辯和極具鼓動力的講演，迫使法庭宣布其無罪。在蘇聯政府的營救下，季米特洛夫于1934年2月得以出獄轉往莫斯科。兩個月之后，他成了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以后，他正式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從這時起，他開始與中國黨打交道。直到共產國際解散之后，他還在相當一段時間里負責協調莫斯科與毛澤東、中共中央的關系。

對于季米特洛夫這一階段的工作，目前的中共黨史著作評價不一。有些著作對季米特洛夫領導下的共產國際持懷疑態度，認為他們當時即使不是想要中共把自己的軍隊和政權“讓”給國民黨，也是要它“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但很明顯的是，毛澤東多半沒有得出這種印象。實際上，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為中國革命辦了兩件好事：一件是推動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組織了對中國紅軍的援助。

改變以往過“左”方針，實行相對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共產國際七大的決定。但具體到中國問題上，統一戰線的實現形式仍是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國際七大批準的中共代表團的《八一宣言》，號召的是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但它所提議的實現形式卻是排斥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從而在客觀上將國民黨最主要的部分排除到了抗日統一戰線之外。當然，這種策略較之以往那種打倒一切、唯我獨“革”的作法還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而且適合于當時國內的戰爭形勢，因此，當1935年11月中共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帶回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最大限度孤立蔣介石等“賣國賊”的“抗日反蔣”方針。

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清楚地說明了“抗日反蔣”策略方針的實質，這就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但是，在紅軍處于絕對劣勢，短期內根本沒有推翻蔣介石政權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際，把蔣介石國民黨與日本帝國主義相提并論，是否有利呢?季米特洛夫很快就對此產生疑問了。

共產國際七大之后，特別是季米特洛夫開始負責中國問題之后，他就幾次從側面提出這樣的疑問。1936年4月，他終于正式表明了他的看法，主張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蔣派作為黨的主要統戰對象。7月，莫斯科與陜北中共中央恢復電訊聯系，共產國際得到了中共瓦窯堡會議決議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執委會書記處會議，研究了決議中突出強調的“抗日反蔣”方針，隨后更進一步會同中共代表團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這一意見迅速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國共產黨爭取南京國民黨的統戰工作由此全面展開，使得黨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口號有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在民族危機深重，“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已經成為整個民族生存的必然要求的情況下，變反蔣為聯蔣，無疑是明智的選擇。實際上，中共中央對此也早有認識和準備。但一方面共產國際七大有指示在前，另一方面蔣介石國民黨又始終不放棄消滅共產黨的企圖與行動，以致這一策略的變換頗多制肘。

兩黨關系的關鍵，其實主要是一個實力對比的問題。當時紅軍的力量處于絕對劣勢，所處陜北甘北的自然條件又極端惡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即使改變對蔣態度，蔣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談判桌前來。因此，鞏固并壯大紅軍的力量就成了當務之急。對此，無論中共中央，還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

1936年8月下旬，毛澤東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當即會同蘇聯有關方面，研究確定了通過中國西北邊境援助紅軍的具體辦法。盡管此舉意味著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戰爭一時將無法停止，甚至可能給蘇聯外交帶來困擾，但季米特洛夫相信這是不得已之舉。隨后，他一面盡心竭力為中國紅軍組織援助物資和籌集援款，另一方面則多次電示中共中央：與國民黨的談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對方不停止進攻如何顯示有誠意?他強調，有關紅軍問題的談判，“關鍵在于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組織系統和軍官成份，并且絕對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對日武裝斗爭的條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統一的、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指揮部。紅軍服從其指揮，但亦只是在一定戰線上為完成總的對日作戰計劃這個范圍內服從統一指揮。”

圍繞著蘇聯援助的問題，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親自主持了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工作，雙方電報往來不斷。但十分可惜，由于紅軍西渡黃河作戰失利，接運援助的戰略行動被迫中斷。得知有兩萬西路軍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斷來電詢問部隊位置和行動部署，積極組織接應。西路軍兵敗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遺憾，但還是盡力組織接應被打散的西路軍，并積極與蘇聯軍方聯系，安排他們學習現代化的軍事技術，為中共貯備軍事技術人材。在直接的軍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還立即與蘇共領導人協商，為紅軍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過秘密通道陸續送來，以解紅軍燃眉之急。

事實上，無論是在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的問題上，還是在援助紅軍的問題上，這時直接負責中共的統戰和軍事工作的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大都抱以積極肯定的態度。這從毛當年的諸多談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1937年迎接王明等人回國時發表的那段有名的“飲水思源”的談話，實質上也包含著對季米特洛夫領導下共產國際統一戰線政策轉變工作的積極肯定。只不過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還不大知道這位剛上臺的新總書記，所以一般只是說共產國際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幫助了中國黨的”。

安排王明回國是為了奪毛澤東的權嗎？

談到季米特洛夫與毛澤東的關系，不能不提到共產國際派王明等回國“幫助”中共中央這件事。曾經有過一種說法，認為這個時候共產國際派王明回來，是想要奪毛澤東的權。理由是，西安事變以來，共產國際就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毛澤東堅持要獨立自主，而共產國際卻要求中國共產黨人不惜放棄政權與軍隊，一切服從于蔣介石國民黨。

西安事變的發生，嚴格說來不僅出乎共產國際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態緊急，形勢嚴峻，如何處置，關系重大。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幾乎是一天幾封電報給莫斯科，說明事變的經過和意義，急于求得共產國際的明確意見和指示。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似乎也為此頗傷腦筋。直到12月16日，也就是事變發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發來一封電報指示。而電報第一句話就是：“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于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個評價，與毛澤東當時的評價確有很大不同。

在事變發生次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所表達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張學良“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因而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是歷史事業，是應該擁護的”。這種估價，只有親身處在當時那種嚴重困境之中的中共領導人才能體會出來。不過，與多數領導人有些不同，毛澤東當天對形勢的估計似乎太過樂觀了些，如主張“又要反蔣又不反蔣”，提出要爭取“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這一策略的核心，其實是寄希望于迫使南京接受一個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最好是以西北為中心的、統一戰線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除了多半不贊成排除蔣介石以外，在解決辦法上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想法頗有共同之處。他在電報里明確提出：“應在下列條件下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一沖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因此，當19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改變對蔣介石的態度之后，毛澤東明確認為：“國際的指示，與我們意見大致相同。”而隨后在釋蔣條件等問題上，季米特洛夫也確實是和中共中央持相同態度的。

新的一輪分歧仍舊是圍繞西安事變展開的。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之初一度動搖過聯蔣立場，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對形勢的估計又過于樂觀，必欲堅持西北半獨立局面，并公開了蔣介石秘密承諾的條件，這使莫斯科頗感不安。為此，共產國際書記處于1937年1月19日發出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批評中國黨仍未完全擺脫過去反蔣的錯誤方針，把同蔣達成的協議看作是蔣介，石的投降，把同張、楊軍隊的合作搞成了反對南京的聯盟，弄不好會葬送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和平局面。

共產國際的批評顯然有言過其實之處。林育英說：抗日反蔣的指示是我帶來的，是國際通過了的，是斯大林看過了的。況且我們對這個口號的局限性早在1936年2月以后就漸漸注意到，并開始有所轉變。后來提出逼蔣抗日，與國際指示也是一致的，只不過國際主張由群眾逼，而我們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還主張用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李宗仁這些地方實力派來逼。“所以，與國際路線并沒有什么不同”。

毛澤東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倒是平和得多。他承認，如果單純從爭取和平的角度，我們過去是有若干錯誤的。這主要是瓦窯堡會議時就應該看清并放棄反蔣方針，而實際上我們直到1936年5月間才漸漸在變，徹底的轉變則是在共產國際8月15日指示以后了。實行逼蔣抗日后，利用軍閥矛盾的原則沒有錯。我們總的是拋棄了反蔣策略的，要張學良去與蔣說和，可蔣不干，硬要派兵來消滅我們，抵抗是不得已的。但西安事變后，提出把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是不對的。放蔣之后，認為他近乎投降，于是公開宣布其承諾的條件，這更是不妥的。

應該肯定，共產國際的批評有其積極的成分，它對于中共中央迅速擺正自己在與國民黨談判中的位置，提出適當的方針和政策，不能說毫無意義。如果中共中央沒有改變而繼續堅持要蔣介石妥協，堅持西北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對南京政府的半獨立局面，那就很難設想此后很快出現的事態。

1月20日，也就是發出上述批評電報的第二天，共產國際書記處又發來一封電報，試探性地提出：“鑒于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特別是在日本侵略影響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你們是否認為在你們的地區從蘇維埃制度過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適宜和適時的?”

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無條件地肯定了國際書記處的提議。考慮到國民黨即將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昭示共產黨真心抗日、團結御侮的決心，堅定蔣介石的和共意愿，毛澤東在會上力主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說明共產黨準備實行蘇區改制、紅軍改編，并準備根本放棄蘇維埃革命政策。

中共中央隨即起草了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文，并將草稿電告了共產國際書記處。這回輪到季米特洛夫吃驚了。

共產國際書記處1月20日的電報，顯然僅僅是一種初步的、并帶有某種過渡性的設想，甚至還不想完全放棄蘇維埃的形式。然而，中共中央卻準備在電報中公開保證：(1)在全國范圍內停止實行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2)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季米特洛夫沒有想到，中共中央準備做出的政策變動竟是如此之急、如此之大。由他親擬的書記處2月5日復電稱：“我們建議，暫時不發表關于我們蘇區政策根本變化的具體聲明。這個問題需要仔細加以討論，并需要各個黨派、接近我們的人士和人民群眾對我們政策的這種急劇變化作認真的準備。”

但是第二天，在斯大林了解到中共中央電報的內容之后，季米特洛夫不得不急忙又發出一封不同于前一天的電報，通知中共中央說：我們認為你們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文是基本上可以采納的。不過，季米特洛夫仍然有些不放心，又在電報中特別問道：黨、紅軍和群眾對于你們所提出的這類徹底轉變政策的辦法，是否已經有了準備呢?

不難看出，季米特洛夫與中共中央之間固然出現過分歧，但不能因此就說他和共產國際始終是右傾的發源地。事實上，他們雖然有時站在右的一邊提出批評，而有時則是站在左的一邊提出批評的。回顧一下1936年8月15日的政治指示就可以看到，當時季米特洛夫實際上就是在左右開弓。他一面批評中共中央不該繼續實行反蔣方針，一面又突出強調在統一戰線中“保持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的問題，批評中共中央不應該放松自己的階級警覺性。他對瓦窯堡會議在維護自己階級隊伍純潔性問題上所作出的讓步“特別感到不安”。他強烈反對會議決議中關于一切愿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鉆進黨內的提法；反對不加選擇地接收學生和其他軍隊的舊軍官加入紅軍隊伍的做法；反對允許有產階級的代表參加蘇區政權管理工作的規定，如此等等。1937年初季米特洛夫與中共中央之間發生的分歧，顯然也反映了這種復雜的情況。

正因為有這種復雜性，說季米特洛夫后來把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團中的王明等人送回國去，是打算要他們來奪毛澤東的權，就顯得有些牽強了。

其實，讀了《共產國際壓制毛澤東了嗎?》一文的讀者大概都能感覺到，這種說法首先在邏輯上就有些不通。因為遵義會議后不久，陳云和潘漢年就離開紅軍，轉經上海去了莫斯科。所以季米特洛夫等應該早已知道中共中央新的總負責人是張聞天，而不是毛澤東。假如他們真的是要派人回國“奪權”，那也一定是沖著張聞天，而不是沖著毛澤東去的。更何況，上面談到的情況也清楚地表明，季米特洛夫當時所擔心的，與其說是中共中央會不會“左”傾的問題，還不如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中央會不會右傾的問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國內的中共領導人會不會在新形勢下被“蔣介石的陰謀詭計”所欺騙，以致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裝呢?

談到派王明回國，不能不談一談季米特洛夫1937年8月10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那次發言。過去一些談到這個問題的著作都引述過季米特洛夫的這個發言。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引述都只注意到發言中關于需要派國外的干部回去幫助黨的提議，然后就簡單地把它同反對毛澤東的傾向聯系起來了。有的甚至干脆說，這是要中共改變以往的政治立場，放棄軍隊，并在組織上與國民黨合并。其實，只要稍微仔細讀一遍這個發言，就會看出那里面既沒有不滿意毛的內容，也沒有讓中共聽任國民黨擺布的意思。

季米特洛夫是怎樣提出派人回國來“幫助黨”這一動議的呢？

季米特洛夫指出，中國共產黨曾經成功地進行了蘇維埃革命，并在同南京國民黨的斗爭中培養了大批干部和政治活動家。但現在，黨的政策和策略需要進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要從反對蔣介石國民黨轉變到同國民黨談判，將蘇區改為特區，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還是這些人，還是這些干部，他們能不能很好地完成這種轉變呢?他擔心：“對于我們中國同志和中國黨來說，由此可能產生一些很大的困難和危險，我指的是蔣介石的陰謀詭計和他的包圍。”

為什么會有這種擔心呢？他表示，中國黨的干部大多數是農村游擊戰爭中培養鍛煉出來的，長期脫離中心城市的工人階級。進行如此之大的政策變動，在蔣介石的陰謀詭計和包圍之下，難免存在著“使黨和黨的干部墮落即解除其思想武裝的危險性”。因此，需要能夠辨明方向的同志去幫助中共中央，去利用新的形勢加強在工人中的影響，從而使黨真正建立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之上。而“國外有這樣的干部，他們可以幫助黨”。

顯然，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不是沖著毛澤東去的，更不曾想把中國黨引向右傾。作為歐洲國家的黨的領導人，繼承俄國革命的經驗，季米特洛夫和幾乎所有蘇聯黨的領導人一樣，對中國黨長期脫離中心城市的工人階級一直憂心忡忡。也正因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須選派熟悉莫斯科意圖，懂得依靠工人階級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監督黨、幫助黨，以免國共合作后黨會出現迷失政治方向，最終被蔣介石欺騙、瓦解的嚴重情況。

10月10日，在確定了王明等人回國的問題之后，共產國際還通過一個專門的決議，進一步規定了王明等人在這方面的使命。決議對中國黨提出了八點要求，加強統一戰線問題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點大都是告誡中國黨要依靠工人階級，擴大影響，鞏固戰斗力的。決議特別強調，務必設法保持紅軍的戰斗力、它的團結和它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絕對忠誠，要設法擴充軍隊，必須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敵人不能通過瓦解、挑撥和特務活動等手段來破壞黨和紅軍的組織。

季米特洛夫這時究竟擔心什么，他希望王明等人回國后能夠從哪方面幫助中國黨，應當是不難判斷的。

毛澤東抵制了十二月會議嗎？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陳云等乘蘇聯飛機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對于王明等人的到來，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說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從天降”，甚至把王明他們比喻為從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據當時在延安的人回憶，在隨后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毛澤東也“講得很熱烈、很興奮”。可以肯定，毛這時所表現出來的激動心情，絕不是裝出來的。因為在這時，作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領導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被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派回來的領導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僅僅十天之后，毛與王明之間就開始出現了意見分歧。按照有的書上的寫法，十天以后，毛澤東就開始“抵制”王明的右傾錯誤路線了。

既然季米特洛夫派王明回國，很大程度上只是想要他幫助黨加強政治敏銳性，并無讓他向毛澤東“奪權”的意圖，何以他一回來就要同毛鬧別扭呢?談到這一點，不能不稍微追溯一下王明的“發家史”。

首先要說明的是，王明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特別看重的人。他其實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實際負責人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

王明1925年底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才回國工作。一年后最高也只當過一名宣傳部干事，結果還因為被捕泄密受了處分，放到總工會宣傳部《勞動報》當編輯。想不到1931年1月一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竟一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更成為核心的常委之一，儼然成了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一年之后，王明又出現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活動舞臺上，并且很快升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書記處書記，開始進入國際領導機構，最得意時甚至分工負責過拉丁美洲國家黨的工作。

與中共黨內通過實際斗爭成長起來的其他領導人相比，王明的青云直上，并不是因為他在中國革命中有過哪怕是較為突出的業績，而純粹是因為得到了米夫這位原中山大學校長的賞識和提攜。

先是因為李立三等搞“左”傾盲動，還公然冒犯共產國際，米夫受命來上海坐陣改組中共中央。為避免再出現任何敢于冒犯共產國際的情況，他硬是把幾乎沒有做過多少實際工作的王明等人塞進了中央政治局。

王明剛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干了半年時間，又趕上政治局兩位主要領導人相繼被捕叛變和變節，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認為王明等政治局成員無法繼續留在上海，建議他們撤到中央蘇區去。但王明不同意，堅持要去莫斯科，又得到了米夫的支持。考慮到從莫斯科經過遠東局那些外國人來了解中國情況頗多困難，米夫特批王明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于是，王明就成了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中介。

這一特殊地位，使他兩面討巧。對中共中央，他儼然是莫斯科的代表，可以居高臨下，隨意發號施令；對莫斯科，他儼然又是中國革命的化身，因而各種光環紛紛套到他的頭上，使他身價百倍。也正是這種扭曲的地位，造成了王明多少有些扭曲的心態。另外，“跟得緊”也是王明這種人致勝的法寶之一。像毛澤東說的，斯大林刮“左”風，他就向“左”倒；斯大林刮右風，他就向右倒。因此，“左”也是他，右也是他。

當然，看風使舵也未必都錯。1934年下半年，共產國際開始放棄過“左”政策，改取統一戰線方針，王明也跟著做了不少宣傳政策轉變的工作。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稱道的一段經歷，也是毛澤東將他比喻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中共中央早就知道，對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產生過積極影響的《八一宣言》，就是王明按照共產國際新政策的精神起草的。王明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策略問題的一些文章，還曾經是中共中央研究參照的重要文件。毛澤東等國內領導人不太清楚的是，王明一直到1936年7月初，還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公開發表同情國內反蔣派的文章，但僅僅一兩周之后，他就在7月22日討論中國問題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頭頭是道地批評起中共中央那個主張“抗日反蔣”的瓦窯堡決議來了。

王明的為人和作風，看來也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歡的。當王明在22日發言中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的決議時，季米特洛夫就有些不以為然地表示說：“我認為，王明同志在書記處面前對政治局決議的批評，很大程度上也是適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在決定派王明回國時，他也沒有忘記提醒這個差不多是在莫斯科成長起來的小個子領導人，不要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季米特洛夫早就聽說，米夫曾不止一次、有意無意地向他人介紹王明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因此，他當著中共代表團其他成員的面，專門就這個問題提醒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和中國同志把關系弄好。你和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擔任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共產國際并不認為王明適合做中共的領袖。一位當年的俄文翻譯在回憶中講得更加直截了當，他說季米特洛夫講過，他曾提醒王明說：你回去并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莫斯科不打算讓王明擔任黨的領袖，也可以從王明回國后舉行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一項重要決定中看出來。這是關于準備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這次大會的最重要議題之一，就是要“改造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為大會做準備的工作，如果依照遵義會議安排的中央領導班子，其負責人選無疑應當首推張聞天；如果共產國際真的想要王明來做七大以后的中共領袖，那么負其責者顯然應當是王明。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按照王明轉達的季米特洛夫的建議，政治局決定成立的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既非張聞天，也非王明，卻是毛澤東。

由于將近九年時間中共沒有召開過全國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等人對這次大會格外重視，曾專門和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具體談過盡快召開七大的問題。以毛澤東為準備委員會主席的提議，自然不是王明別出心裁的謙讓結果。當然，出于對這位來自昆侖山的“神仙”的尊敬，與會者還推舉王明充任七大準備委員會的“書記”。實在不知道一個準備委員會，在“主席”之外如何又出來一個不倫不類的“書記”職務?大概是王明不想要個“副”字而想出來的辦法吧。無論如何，王明推舉毛做主席，自己又弄個書記當，這種一山二虎的架式，很符合王明的作風，顯示了他不甘寂寞的扭曲心態。而更讓人不能不猜疑王明用心的是，與會的全體政治局成員還破天荒地被要求在這個決定的文本上依次簽名，以示贊成。這在中共歷史上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

把自己凌駕在中共中央之上，頤指氣使，這對于做慣了莫斯科代言人的王明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他一上來就批評，說“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說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于幫助日本。他說，在全國的政權與軍事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水平，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是將來的力量對比問題，沒有力量空喊領導是不行的。空喊只能嚇走同盟軍。西班牙現在實際上已經是無產階級領導，但沒有喊無產階級領導。因為歐洲資產階級知道無產階級領導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萌芽，高喊無產階級領導會嚇退資產階級。他說，“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從抗日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要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

有季米特洛夫8月10日的談話，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10月10日的決議，王明為什么卻要突出談論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問題呢?這顯然與王明等回國前斯大林與他們的談話不無關系。斯大林特別強調了統一戰線的作用，明確提出共產黨人不要害怕會被淹沒在民族解放斗爭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談到，可以參照西班牙和法國的經驗，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爭取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過，王明畢竟是共產黨的領導人，他也清楚斯大林不會把未來新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的身上。簡單地認定王明這時的主張是想取消共產黨、八路軍的獨立性，投降國民黨，恐怕是不準確的。

對于王明的談話，人們通常只是注意他講的：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了，而且內容也改變了；卻沒有注意到他緊接著所說的：因此，現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紅軍的獨立性。他解釋說，第一是要保障黨的領導；第二是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領導；第三是要建立自己的教育與政治工作；第四是要使之成為打勝仗的模范。我們要將我們的軍隊擴大到三十萬，當然方式上不要使人害怕。

人們通常也只注意到他說：我們不應當說誰領導誰，而應當提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卻很少注意到他緊接著強調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說的話，即“對于革命前途問題，我們對外說中國抗戰勝利是民主共和國，而我們自己要明白，中國將來是由民族陣線轉到人民陣線最后到社會主義的勝利”。“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但“我們應認識到，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國民黨是過渡的”。將來要爭取不是國共關系破裂，而是革命與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國民黨內革命的分子到我們領導下來，“使右派最后滾出去”。

不能否認，王明在談論統戰策略手法時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這給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相當深的印象。還在1937年8月政治局洛川會議前后，毛澤東就擔心蔣介石搞陰謀詭計，因而從“防人之心不可無”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國民黨的策略主張。毛在這些方面表現出了高度的階級警覺性，這恰恰是善于紙上談兵的王明所欠缺的。但如何能夠在不影響抗日大局和國共統一戰線的情況下，確保自身利益和革命前途，嚴格地說，就是毛澤東也還缺少經驗。因此，他盡管對王明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還有疑問，對王明談話的基本精神還是贊同的。他明確講：過去黨在實際工作中確有狹隘和不夠策略的地方。“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對于統一戰線，“目前是和為貴”，我們在政治上要有號召，但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

注意到這些情況，我們恐怕很難同意那樣一種說法，即說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成功地“抵制”了王明的右傾主張。其實，近年出版的黨史著作已經改變了這種說法，它們引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十二月會議時“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之所以感到“孤立”，是因為毛過去那些防范國民黨的策略主張，在這次會議上很多都被否定了。多數領導人都檢討了過去不夠策略的作法，甚至提出過去“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對右傾的危險”，認為“王明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很好”。張聞天甚至承認說：這些錯誤，我與毛是要負責的。只有毛澤東從戰爭的持久性和保存軍隊的角度，強調了接受蔣介石統一指揮的相對性問題，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必要性問題。

不難看出，王明與毛澤東這個時候的分歧，主要還只是發生在如何兼顧黨的利益和統一戰線的需要這個具體的策略問題上。人的正確認識總是要經過反復的實踐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對這種以四萬紅軍與國民黨二百萬軍隊“合作”，共同反對強大民族敵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種策略方能利國利己，很難說抗戰伊始毛澤東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當得知王明帶來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見，毛澤東自然不會采取“抵制”的態度。更何況，與國民黨的合作，當初就是以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議的那樣，實現國共兩黨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又何嘗不是件好事呢?

正因為如此，十二月會議最后決定：“決議：王明起草”。會后，毛澤東也立即發指示、寫文章，要求所屬各部門切實貫徹會議精神，“檢查與糾正我們某些左的急性病與幼稚，甚至違反路線的行為”。這也就是說，十二月會議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毛澤東即使對個別問題尚有保留，但也認真地按照會議的精神開始工作了。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大上說：“我們曾經設想過國民黨可能改造，我們曾經要改造國民黨，這件事，我們似曾犯過錯誤。”指的就是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前后，中共中央依照王明轉達的莫斯科的指示精神進行工作的一段歷史。

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做領袖

說十二月會議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六屆六中全會前后，也許會引起一些異議。事實上，十二月會議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團前往武漢，發表了一個熱情洋溢的對于時局的宣言，極力向蔣介石表示合作誠意，卻遭到蔣介石國民黨的冷遇。毛澤東曾經形象地描述說，王明這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而蔣介石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各級領導人不能不漸漸有所覺悟了。

其實，到1938年2月底開政治局會議時，王明自己也承認：“現在蔣介石等國民黨人不承認國共合作，不許《新華日報》登國共合作，不許登共產主義、共產黨等，即使陳立夫也認為只有共產黨投降國民黨。國民黨認為軍令統一，只有服從國民黨軍委會的命令，所謂軍政統一，便是人事的統一，八路軍干部要由他們調動。”從這一形勢看，他承認“確實過去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弄得蔣介石以為可以取消共產黨，在《掃蕩報》上向我們進攻，說一個軍隊、一個政府、一個黨等，想用民族統一的口號制服我們，迫使我們不得不以毛澤東名義發表談話進行反擊。

可以看出，對國民黨抱有太多幻想的王明在武漢呆了幾個月之后，也已經或多或少地感覺到，簡單地擺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式，遠不足以讓蔣介石放棄取消共產黨的企圖和嘗試。不過，這并不等于說，毛澤東后來談到的那個十二月會議以來想要改造國民黨的“錯誤”，到這個時候就告一段落了。從十二月會議關于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的方針出發，中共領導人仍舊相信兩黨關系還有進一步改善與合作的可能。毛澤東在堅持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力量的同時，也對團結改造國民黨的可能性抱以很大的熱情。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他就特別強調說：我們要看到國民黨在開始改革，并且在醞釀改組，它必須也可能通過改革清除腐敗。大革命以前它就是通過改組，增加新的成分，才壯大起來的。今天，有蔣在，改革就有可能，“我們便要利用蔣進行順利的改組”。

任弼時根據會議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大綱里，也清楚地寫著：“十二月會議，王明同志等帶回季米特洛夫同志關于鞏固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后，對于統一戰線問題有著更詳細的討論，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過去“我黨對國民黨和兩黨合作長期性認識不充分，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民主，與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嚴重缺點”。大家認識到，“在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各黨派在共同綱領下，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不應有誰投降誰，誰推翻誰的企圖。”根據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國民黨內開始產生改進自己組織的要求和趨勢，而對國民黨的改進與復興采取贊助的方針，使國民黨內能增加新的進步的成分。”不僅要共同抗日，還要爭取共同建國。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季米特洛夫仍舊強調“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主張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條件下“繼續擁護蔣，擁護國民政府”，但當他得知蔣介石否認國共合作，竭力取消共產黨的種種企圖之后，卻又開始突出強調共產黨的獨立性問題，強調擁蔣并不等于不反對國民黨內的親日派。他十分欣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能夠在國民黨擠壓和日本人大舉進攻這種“復雜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還特別告誡中共中央，不僅要努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根據地，大力發展自己的軍隊，而且可以適當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但無論如何，一直到1938年9月政治局會議和隨后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十二月會議以來過高估計國民黨改造的可能性的傾向并沒有被根本消除。毛澤東仍相信：“現在國民黨在抗戰中可能由內部發生變化，要找新的力量，執行新的政策，因其階級基礎變化等等，國民黨有變成民族革命聯盟的可能。”因此，他不僅公開承認“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干的地位”，宣布“我們是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并號召全國一致擁護”；而且提議“將國民黨本身變為民族聯盟，各黨派加入國民黨而又保存其獨立性”，承諾共產黨必定會“將加入黨員之名單提交國民黨的領導機關”，絕不組織讓國民黨害怕的“秘密黨團”，絕不招收任何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對于毛澤東這時在政治局內和公開場合的這種態度，我們恐怕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他為應付莫斯科而施展的一種策略和做給外界看的一種宣傳手段。

這樣一種期望，這樣一種態度，可以說仍舊是屬于被毛澤東后來否定了的那種“錯誤”。只不過在七大上，毛澤東很坦率地承認“這件事，我們似曾犯過錯誤”，而后來人們漸漸淡忘了毛澤東所說的“我們”兩個字。

既然在這段時間里，大家對統一戰線問題的認識都還處于一種摸索的過程中，毛澤東本人也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主張，為什么他與王明之間還會發生尖銳的矛盾呢?

關于這一點，我們似乎有必要提到王明1941年10月的一次談話。當時他這樣解釋抗戰一開始這段時間他與毛分歧的原因：這個問題的造成，是因為他“過去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遇事總是自作主張，想不到請示中央。

這個解釋，多少有點輕描淡寫。但從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漢工作，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屢次發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看法：這個時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僅僅是他與毛澤東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現為王明與中央書記處的矛盾。這種矛盾也不僅僅在于雙方對統一戰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還是如周恩來、博古后來所概括的問題，即王明“目無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這突出地表現在：

第一，不經過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各種宣言、聲明，甚至擅自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談話。如王明剛到武漢，就以中共中央名義于1937年12月25日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不經毛澤東同意就以毛個人名義發表對《新華日報》記者的公開談話；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并遞送《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而把延安中央書記處發來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棄之如屣。與此同時，王明等還不經延安同意公開發表聲明，宣布張浩(即林育英)在延安關于統戰策略的講演純屬偽造，并不顧毛澤東的反對，拒絕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恢復毛等中共黨員國民黨黨籍的決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直接或間接地與延安的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竟至發展到公然否認中央書記處的權威性的地步。比如，王明不同意毛澤東關于抗戰階段的劃分，故而公然拒絕在武漢發表毛的《論持久戰》；不同意延安“先斬后奏”地在華北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并且不是采取協商的態度，而是居高臨下地對書記處進行批評；公然提議停止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而主張改在武漢印刷出版；不經延安同意即公開發表聲明否認張聞天是中共總書記，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個人名義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做總結，甚至公開發表；以陳(即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的名義直接向各地及八路軍前總發布指示性意見；反對毛澤東關于應當贊助國民黨組織三青團，爭取各黨派共同加入的主張，等等。特別讓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人難以容忍的是，在張國燾叛逃，朱德、彭德懷及項英又經常去武漢，王稼祥、任弼時在莫斯科，武漢的政治局委員人數經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公然提出延安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指責張、毛等不應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布指示和文件。

早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就已經對王明必欲在七大準備委員會中設一個“書記”的職務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種種作為，或者打著“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或者強調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能不讓毛澤東和在延安的書記處其他領導人深感不滿了。毛后來干脆說：“十二月會議后中央已名存實亡”。

王明的所作所為，確實與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風有相當關系。但不可否認，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這位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在政治上未必沒有某種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請在武漢的蘇聯人把他對毛《論持久戰》的批評意見轉達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說明他內心其實并不真心尊重毛的領袖地位。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黨內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還是根據王明自己的提議，延安的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匯報工作。據任弼時后來介紹，當他在莫斯科匯報黨內情況時，關于王明的問題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產國際領導人主動向他提出詢問。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關王明的三個問題：一是問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意見的傾向；二是問王明是否總習慣于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三是問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自然不能不介紹了王明向延安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據任說，當時季米特洛夫聽了之后明確講，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說“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據共產國際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共領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國前就告誡過王明：他缺乏實際工作的經驗，應該向國內的同志很好地學習，不要去爭當領袖。

季米特洛夫等人這時對王明表現得如此反感，有一個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那個扶植王明上臺的有猶太血統的俄國人米夫，在斯大林發起的肅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反革命，這時已遭到整肅。米夫的倒臺和被懷疑有敵對背景，不僅使王明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保護傘，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干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態度。此后中共領導人到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幾次談到王明，除了對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別提出過王明與米夫之間的關系值得懷疑的問題。

隨著任弼時在1938年春赴蘇匯報談及王明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莫斯科已經不能不就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發表明確的意見了。在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就中共領導核心的團結，以及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談了幾點意見。其中特別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國取得公開存在的條件，在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要“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才能鞏固發展統一戰線。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據季米特洛夫講，斯大林也主張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并樹立他們的權威。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由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緊接著，在10月份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會上，康生、陳云等明確提議應當推舉毛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彭德懷等軍事領導人也在會上發言，稱贊毛十年來“基本上是正確的”，肯定毛是中國黨當然的領袖，并且說：“領袖的培養是在堅決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領袖不能委任，領袖也不是拾來的，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的總結，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在這次全會上，中共領導人中已迅速形成推舉毛為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就連王明也意識到自己大勢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順風舵，在會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

就形式而言，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其實還沒有能夠根本解決毛澤東的領袖名義問題。由于共產國際指示中沒有明確提到應當由毛任總書記，仍在名義上負總責的張聞天對這個問題的反應顯得有些猶豫不決。據他后來回憶，他當時曾經向毛提過這個問題，在毛表示推辭后，自己也就沒有再提了。出現這種猶豫態度的原因，是因為那時自己還不了解使毛澤東同志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對于黨的全部工作的徹底轉變有何等偉大的意義。因此，當時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而把這件事輕輕放過去了。

不過，從莫斯科很快轉發毛澤東在中共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并再度專文發表介紹毛生平的傳記等情況來看，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支持毛澤東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在六中全會以后，張聞天也逐漸意識到自己應當讓位了。據他回憶說，到了1939年春，他就“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了。進入1940年，他更明確承認毛應當是黨的領袖，故幾次提出讓位的問題，并且在實際上把總書記的各項權力統統交給毛了。

當然，不能不提到的是，到了六中全會，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相當多的領導人，已經開始對國共關系問題有了一些不同于十二月會議的認識了。毛澤東雖然仍寄希望于國民黨的改革，主張“長期合作，共同建國”，但他很清楚，國共兩黨“這種合作是帶勉強性的(不自由的婚姻)”。他說，我們的實力不大，一時還不能與國民黨取得平等地位；要實現真正的合作，必須要爭取實力對比上的變化，從不平等走到平等。只有到共產黨成為戰爭的決定因素，才能有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既要發展實力，就難免要有磨擦和斗爭；沒有斗爭，就不能發展統一戰線。統一和斗爭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

基于這樣一種理解，“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被放棄了。因為正如張聞天和劉少奇所講的，在中國不存在法國那樣的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在中國就等于一切要經過蔣介石，這在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同樣，基于這樣一種理解，發展自己的力量成為中共中央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結果，國民黨不可避免地要加劇其反共、限共的傾向，從而引發更激烈的斗．爭。隨著這種斗爭的力口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也就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想改造國民黨其實是一個“錯誤”。

所有這一切，都與季米特洛夫對毛澤東的支持分不開。如果那時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澤東，而是指定王明為中共領袖，可以想見，這對中國共產黨將會造成怎樣的后果。所以，毛澤東后來不止一次地講：“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的忙。抗日戰爭中他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就是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人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