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卡內曼1934年出生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1954年畢業于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獲心理學與數學學士學位。2002年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8日15時30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以色列教授Daniel Kahneman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Vernon L. Smith分享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Daniel Kahneman是因為“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有關的研究”而得獎。Vernon L. Smith是因為“通過實驗室試驗進行經濟方面的經驗性分析，特別是對各種市場機制的研究”而得獎。

人物介紹

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于1934年3月5日出生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市，具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1954年畢業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獲心理學與數學學士學位，1961年獲美國加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1961－1978年先后任希伯來大學心理學講師、高級講師、副教授、教授，1978－1986年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1986－1994年任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心理學教授，1993年起至今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和伍德羅威爾森學院公共事務教授，2000年起兼任希伯來大學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詳細信息

姓名：丹尼爾·卡內曼

性別：男

出生時間：1934年3月5日

出生地點：以色列特拉維夫

國籍：具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

學歷：

1954年 以色列耶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心理學與數學學士學位

1961年?美國加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

職業：研究員。

榮譽頭銜

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國際數量經濟學會會員、實驗心理學家學會會員等；

兼任《行為決策》期刊、《風險與不確定性》期刊、《思維與理性》期刊和《經濟學與哲學》期刊編輯；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卡內曼通過心理實驗研究證明了被人們所廣泛接受的有關經濟決策的過程是理性的假設不能成立。

學術研究

丹尼爾·卡內曼將心理學研究的視角與經濟科學結合起來，成為這一新領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經濟學和心理學在研究人類決策行為上有著極大的區別：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外在的激勵形成人們的行為，而心理學恰恰相反，認為內在的激勵才是決定行為的因素。卡納曼在不斷修正“經濟人”假設的過程中，看到了經濟理性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發現了單純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釋復雜的決策行為，由此正式將心理學的內在觀點和研究方法引進了經濟學。卡納曼最重要的成果是關于不確定情形下人類決策的研究，他證明了人類的決策行為如何系統性地偏離標準經濟理論所預測的結果。

首先，他論證了在不確定情形下，人們的判斷會因為依照“傾向于觀測小樣本”形成的小數法則行事，或因為對于容易接觸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對主觀概率準確性的盲目偏信，而導致決策行為系統性地偏離了基本的概率論原理。

其次，在與特維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統地陳述了“預期理論”。與公理式的“期望效用理論”相比，描述式的“預期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阿萊斯悖論”（Allais Paradox），并且用基于參考水平的兩步決策假說解釋了人們厭惡損失的心理，解決了過去“期望效用理論”不能解釋人們明顯的風險偏好行為，完善了在不確定情形下的人類決策行為理論。

卡內曼的研究激發起新一代的經濟學和金融研究者將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應用于人類內在的行為動機的研究，掀起了行為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研究熱潮。卡內曼早就發現了人們決策不確定性，即人類的決定常常與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作出的預測大相徑庭。1979年，他與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論”。該理論是行為經濟學的重要基礎，能更好地說明人的經濟行為。他們通過實驗對比發現，大多數投資者并非是標準金融投資者而是行為投資者，他們的行為不總是理性的，也并不總是回避風險的。投資者在投資賬面值損失時更加厭惡風險，而在投資賬面值盈利時，隨著收益的增加，其滿足程度速度減緩。期望理論解釋了不少金融市場中的異常現象：如阿萊悖論、股價溢價之謎以及期權微笑等。卡納曼關于決策過程的“拇指規則”理論對研究證券市場經常無緣無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幫助。他的其他行為經濟理論還解釋了為何人們省幾個美元寧愿開幾十公里車去買便宜貨，而不愿就近購買較貴的商品，雖然這樣他們會節省一些錢(汽油費等)。

而史密斯則奠定了實驗經濟學的基礎。他將經濟分析引入實驗室，發展了一系列的經濟學實驗方法，并為通過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早在20世紀60年代史密斯就發展了經濟學領域的“風洞實驗”，提倡在實施經濟政策前可以先在實驗室里進行模擬運作，例如在決定是否放開電力市場、是否對公共部門實施私有化等問題上進行實驗等。瑞典皇家科學院說，“由于社會經濟行為十分復雜，僅憑傳統經濟理論很難評估它們的效果，因此這種實驗方法很有用。”他的選擇性市場機制實驗表明，一個運作良好的市場不一定要有大量買主和賣主；一個拍賣者的預期收入依賴于他選擇的拍賣方式等。他的許多實驗被奉為經驗經濟學的典范。

20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經濟學的演變中出現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即經濟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范疇，經濟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幾乎所有人類行為，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這兩位獲獎者就是利用心理學和經驗科學的方法對傳統的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大膽創新，修改了傳統的經濟學假設，開創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經濟研究新領域。如今，兩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滲透和融合。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布爾說，“現在，經濟學家們在實驗室里利用史密斯的實驗方法測試卡納曼的有關決策理論。”

實驗科學

長期以來經濟學被視為經驗科學，或是思辯性哲學，卡內曼和史密斯正是這兩個研究領域的先驅。卡內曼因卓有成效地把心理學分析方法與經濟學研究融合在一起，而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發現了人類決策的不確定性，即發現人類決策常常與根據標準經濟理論假設所作出的預測大相徑庭。他與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種能夠更好地說明人類行為的期望理論（prospect theory）。－－“體驗效用也可測度”。

當人們談論幸福時，我們實際上指的是什么？我們知道幸福來自許多不同的源泉，這取決于具體個人的觀點。但是根據卡內曼的說法，人們并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么幸福，因為幸福是相對的。1998年卡納曼與來自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同事大衛施卡德做了一項研究，兩位研究者要求身處加州和中西部的2000名本科生為自己的生活滿意度打分。結果這兩個地區學生的評分幾乎沒有差異，雖然兩組受測者都認為在加州會更幸福。學生們正確地假定加州人會比中西部人對于自己所處的氣候環境更為滿意，但是卻沒有認識到天氣并不能夠影響人們對自己生活的總體評價。該研究表明人們不能想象適應環境會對他們的幸福產生何種效應。

卡內曼的主要興趣領域之一是享樂心理學（hedonic psychology），也可以定義為對快樂與痛苦、幸福與悲慘的研究，二者均為當期所體驗并且在未來被記憶的感受。卡納曼一直試圖復活邊沁的效用觀念，即快樂與痛苦的享用體驗統治我們的生活，告訴我們應當做什么以及決定我們實際上做什么。決策研究中有關效用的現代觀點是更加單一的，強調效用在選擇中的影響。卡內曼的概念，他自己稱為“體驗效用”，比較接近邊沁將決策與福利結合在一起的更為寬泛的概念。卡內曼斷言他自己的研究表明體驗效用可以被測度，“測度的質量最終好得足以獲得對福利和悲慘的測度，因此能夠滿足制定政策的需要”。

卡內曼關于決策過程的“拇指規則”理論對研究證券市場經常無緣無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幫助。

行為決策

心理學與經濟學交叉的行為決策領域可以說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這是受到兩位認知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一位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之開創性工作的刺激，這一研究工作從此演化為包含社會學、法律、生物學、博弈論、政治科學、人類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發現及其策略，并且對上述學科也產生影響。

第一個方面涉及到顯性知識，因為人類認知能力是有限的，人們經常以不同于那些在理性行為者模型中被假定的方式來評估不同選擇。“拇指判斷法則”或我們所依賴的直覺在許多背景下都發揮良好，然而也增加了從理性行為者模型中預測到的系統性背離。

人們把此類背離稱為“帶有遺憾的非理性行為”，在此基礎上主題顯示出為什么他們的行為以這些方式背離了在理性行為者模型中得到的預測，許多人感覺有激勵促使他們采取不同的行為方式。比如說，一方面傳統的理性行為者模型預測決策者將忽略沉淀成本（即他們不會“把大把的鈔票繼續扔到水里去”），大多數人實際上受到他們的強烈影響，有證據表明那一事實的顯性知識促使人們嘗試克服這些影響。

第二個方面匯集了對人類動機更為豐富的說明。理性行為者模型以其最廣泛的應用形式，假定個人僅僅由狹隘的自我關注所驅動。此類人被預測為與我們通常所觀察到的行為大相徑庭的方式行事。比如說典型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不會參加諸如總統選舉的投票，在飯店用餐之后也不給服務小費。可以確定，許多人根本不參加投票，有些人在離開城外飯店時也不留下小費。然而成百上千萬人定期投票，大多數人在飯店用餐后給服務小費。我們把上述源于不同動機背景的事例稱為“貌似非理性但無遺憾的行為”。

卡內曼的研究還探索了公共物品的估價問題，強調了諸如對埃克森（Exxon）因石油泄漏之后對阿拉斯加海域產生危害而引發的金融負債所進行的評估。卡納曼還開發了科學地研究快樂與痛苦的新穎和有價值的方法，該研究結果對醫療決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主要貢獻

丹尼爾·卡內曼將源于心理學的綜合洞察力應用于經濟學的研究，從而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卡內曼的主要貢獻是在不確定條件下的人為判斷和決策方面的發現。他展示了人為決策是如何異于標準經濟理論預測的結果。他的發現激勵了新一代經濟學研究人員運用認知心理學的洞察力來研究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理論更加豐富。

假設理性

自Aristotle時代始，哲學家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其行為是由理性差遣的，只有在非凡情形下，如委靡、醉酒和憤慨時，人們的抉擇妄想和思維才會缺乏理性的。這個理論認為正常的人具有合理的推理能力，把握了規范化的理智和抉擇妄想原則。這些理性的抉擇妄想原則默示在人們的思惟和動作上。在傳統的經濟學中也貫串著理性人的思惟，認可“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假設，認為人類為小我益處所差遣，抉擇妄想者基于所把握的信息作出周全的權衡，作出最優的抉擇。直到1947年Herbert Simon考慮到人的心理身分在經濟行為中的浸染，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論。他認為，在當今的復雜社會里，小我不能獲得所有需要的信息來作出合理的抉擇。相反，人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因而，人不能周全考慮問題作出合理的抉擇妄想。在現實社會里，人們解決問題的有用體例是靠以往的經驗，即采納經驗法（亦稱啟發式，heuristics）。自此，Simon開創了“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新規模。自20世紀70年月，AmosTversky、Daniel Kahneman和一些認貼心理學家繼續Simon所開創的啟發式的研究，并發現人在不確定前提下進行判定和抉擇妄想時經常長短理性的，證實傳統的人類理性的假說是錯誤的（Tversky于1996年去世）。而且人們作出抉擇妄想的誤差是有紀律性的。這些主要發現開創了關于“啟發式與成見”（heuristics and biases）的研究。這類研究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其影響普遍良多學科，搜羅心理學、經濟學、政治理論、和醫學。

判定啟發

遵循Simon的有限理性學說，經由過程對判定的研究，Kahneman和Tversky指出，人們在不確定性世界中作判定依靠于有限的啟發式。3種最主要的啟發式搜羅：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錨定和調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3～5]。

代表性啟發式是指，人們傾向于按照樣本是否代表（或近似）總體來判定其呈現的概率，代表性越高的樣本其判定的概率越高。例如，人們一般認為從A盒子（70個紅球30個白球）中掏出4白2紅的概率小于從B盒子（70個白球30個紅球）中取的概率。這可以看作是代表性啟發的浸染：4白2紅的樣本與B盒子中白多紅少的組成更近似。

可得性啟發式是指，人們傾向于按照客體或事務在知覺或記憶中的可得性水平來評估其相對頻率，輕易知覺到的或回憶起的客體或事務被剖斷為更常呈現。例如，對于下面這個問題，“字母k常呈現于英文單詞的第一個字母位置還是第3個字母位置？”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字母k常呈現于英文單詞的開首。但現實上，在英文里，第3個字母是k的單詞數是以k字母開首的單詞數的3倍。人們之所以認為字母k常呈現于英文單詞的開首，顯然是因為人們更輕易回憶出以某個特定字母開首的單詞，而不輕易回憶出有特定的第3個字母的單詞。

錨定和調整啟發式是指，在判定過程中，人們最初獲得的信息會發生“錨定效應”，人們會以最初的信息為參照來調整對事務的估量。例如，對2組被試分袂提出下列2個問題：⑴8×7×6×5×4×3×2×1=?⑵1×2×3×4×5×6×7×8=?要求被試在5秒內估量出其乘積。功效發現，被試對第一道題的估量的中數是2250，對第二道題的估量的中數是512。兩者的分歧很年夜，并都遠遠小于正確謎底40320。可以設想，被試在對問題做了最初的幾步運算往后，發生“錨定效應”，就以獲得的初步功效為參照來調整對整個乘積的估量。

心理標志

從基礎的認知心理學、生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比較心理學、心理語言學等到應用的教育心理學、管理心理學、臨床咨詢學、心理咨詢等等，繼而又衍生出更多的交叉學科，如認知神經心理學、認知生理心理學、兒童發展病理心理學、兒童發展心理語言學等等，心理學正不斷擴張著它的版圖。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

獎頒發給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和公共關系學教授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也許可以看作是一個標志，它意味著心理學在自身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和其他學科交叉和融合，正像在卡內曼的頒獎詞中說道：“他把心理學的，特別是關于不確定條件下人的判斷和決策的研究思想，結合到經濟科學中。”?南京師范大學的葉浩生教授梳理了心理學發展的脈絡，認為丹尼爾·卡內曼之后當代心理學主要表現出了三個轉向：（一）、從原子論的思維方式轉向整合的思維方式，轉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線性思維到非線性思維的轉變；2、從元素組合認識方式到綜合分析認識方式的轉變；3、從上向因果關系的思維到雙向因果關系思維的轉變。例如，生理因素影響心理因素，但是心理因素也影響生理狀態，兩者之間有一種雙向的因果關系，并非單向的由某種因素決定另一種因素。（二）、從自然主義心理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的心理科學觀；（三）、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

幸福指數

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卡內曼和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艾倫·克魯格一直致力于提出“國民幸福指數”，以此來衡量人們的幸福感，并希望這項指標與國內生產總值一樣成為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衡量標準。卡內曼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他說，“幸福經濟”還沒有納入經濟學教科書，但是隨著收入上升與幸福感之間的聯系不復存在，“幸福經濟”這一概念已逐漸得到重視。準確衡量幸福感的標準可能在企業和政府中得到廣泛應用。

質量指標。對于幸福感，調查得出的數據是不確定的，因為當被問及幸福感時，有些人打出的五分可能相當于其他人打出的七分；情緒同樣也會影響被調查者的回答。卡內曼教授的解決辦法是，讓人們在一段時間內對不同活動所得到的愉悅感進行排序。

經濟影響

20世紀中后期以來，西方（現代）經濟理論的演變中出現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即經濟研究的領域與范疇逐漸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視閾，作為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假設與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質疑和挑戰，經濟分析的對象延伸到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拓展和加深，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心理經濟學、地理經濟學、新經濟史學、混沌經濟學、不確定性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2002年兩位獲獎者就是利用心理學和經驗科學的方法對傳統的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大膽創新，修改了傳統的經濟學基本假設，開創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經濟研究新領域。兩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互相滲透和融合。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布爾評論說，“現在，經濟學家們往往在實驗室里應用史密斯的實驗方法來測試卡納曼的有關決策理論。”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實驗經濟學對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產生了日益廣泛的影響，雖然實驗方法并不可能取代實地觀察和研究，但正如普勞特所指出的那樣：“應用于實地研究的理論和模型必須包括許多對假設、參數和行為的判斷。在實驗室研究的簡單情況可以為我們提供評估這些判斷之重要性的數據，經濟學是少數幾個幸運的學科之一，可以同時在實地現場和實驗室加以分析研究。”

值得強調的是，實驗經濟學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經濟學本身，其基該方法已經被管理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借鑒，比如政治學家廣泛使用實驗手段研究國際關系、競選與選舉、委員會與投票、公共政策以及法律決策等。越來越多借鑒實驗經濟學方法的相關論文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計量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期刊》、《經濟文獻期刊》、《公共經濟學期刊》、《管理學期刊》、《法律研究期刊》和《心理學評論》等重要學術期刊。

著作

思考，快與慢

《紐約時報》2011年度十大好書。

在書中，卡尼曼會帶領我們體驗一次思維的終極之旅。他認為，我們的大腦有快與慢兩種作決定的方式。常用的無意識的“系統1”依賴情感、記憶和經驗迅速作出判斷，它見聞廣博，使我們能夠迅速對眼前的情況作出反應。但系統1也很容易上當，它固守“眼見即為事實”的原則，任由損失厭惡和樂觀偏見之類的錯覺引導我們作出錯誤的選擇。有意識的“系統2”通過調動注意力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并作出決定，它比較慢，不容易出錯，但它很懶惰，經常走捷徑，直接采納系統1的直覺型判斷結果。

為了使讀者真切體會到系統1和系統2這兩個主角的特點，卡尼曼介紹了很多經典有趣的行為實驗，指出我們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覺，什么時候不能相信；指導我們如何在商場、職場和個人生活中作出更好的選擇，以及如何運用不同技巧來避免那些常常使我們陷入麻煩的思維失誤。

本書將會徹底改變你對思考的看法。

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

本書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的代表作，被譽為“不確定狀況下的判斷”研究領域的圣經。本書含有35篇經典論文，分成10個部分，匯集了有關判斷和推理研究的經典作品，基本囊括了目前所有關于判斷研究領域最權威的文獻，具有極大的理論和應用價值。本書所代表的有關判斷的研究綜合了各個相關領域的成果：臨床預測，統計預測、有關主觀概率的研究、有關因果歸因和常人心理解釋的研究，以及心理學中有關推理啟發式和策略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