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國茶道一說出于中唐。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云：“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唐人飲茶有感而發，言及茶道者不止皎然。陸羽在《茶經·一之源》中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提出茶與人的德行相宜，應在事茶中踐行人的儉約品德。顏真卿于大歷八年（773）拜湖州刺史，與皎然、陸士修等在杼山妙喜寺有《月夜啜茶聯句》，顏真卿有句：“流華凈肌骨，疏瀹滌心原。”元和六年（811）調任湖州刺史的裴汶，為顧渚茶所撰《茶述》中說：“茶，起于東晉，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眾飲而獨高。”一位高僧、一位“茶神”、兩任刺史同在顧渚山下論茶說道，茶之道在：“清神”“儉德”“致和”“滌心原”。

茶之道并非來自茶，而來自喝茶品茗者，即事茶的人。茶道的感悟在于事茶人的文化修養，其核心是審美能力。歷代事茶人對茶道各有自己的感悟。宋代文士在生命情感上，對茶道茗理有新的感悟。范仲淹《和章岷從事斗茶歌》曰：“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蘇軾《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云：“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他又在《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后》稱贊黃君道輔是位“有道之士”：“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留，烏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卒為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于茶，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宋徽宗趙佶在《大觀茶論》中說：“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間潔，韻高致靜。則非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明清兩代愛茶的文人學士和歸隱仕子，他們寄情于茶，則是以茶礪節，以茶砥名，在品茗茶事活動中抒發自己的素心品潔和清苦心志。明朱權（朱元璋第十七子）《茶譜·序》云：“予法舉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謂與天語以擴心志之大，符水以副內煉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將有裨于修養之道矣。”晚明李贄終生愛茶，須臾不離。常年嗜茶使他不但習慣了茶的清苦，更從中參悟人生哲理。他作有《茶夾銘》云：“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辨幾鐘，每夕余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愿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明末清初張岱曾撰有《茶史》一書，因明末清初戰亂，書稿散佚，僅留《茶史·序》一文，文中提出“茶理”一說：“因出余《茶史》細細論定，劂之以授好事者。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戰也。”及至近當代，對茶道茗理有別樣的體悟。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談到自己的喝茶觀：“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后，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吳覺農在評述陸羽《茶經》時說：“他飲茶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品’茶。因此，在理解‘滌昏寐’的作用時，就不能單純理解它在生理和藥理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說，《茶經》作者側重的是把飲茶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享受，這個觀點是十分明顯的。”莊晚芳1989年撰《中國茶德——廉、美、和、敬》一文，首刊于上海茶葉學會《茶報》1989年第3期，后接連為香港《新晚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等轉載。文中提出：“中國茶德，四字守則，四句淺釋：廉儉育德、美真康樂、和誠處世、敬愛為人。”

古來也有把“茶道”當作茶葉采制或品飲的一種技能。陳繼儒《白石樵真稿》：“第蒸、采、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為茶道在是。”完全是指茶的制作之法。張岱《陶庵夢憶·禊泉》云：“董日鑄先生常曰：濃、滿、熱三字盡茶理，陸羽《經》可燒也。”張岱評曰：“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張源《茶錄》中最后列“茶道”一節云：“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精、燥、潔，茶道盡矣。”